国际能源署：09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恢复增长

鼓励科研组织立足战略发展需求，结合目标市场国家或地区知识产权环境，制定海外知识产权布局策略，合理利用巴黎公约、专利合作条约（PCT）、马德里协定、专利审查高速路（PPH）等途径，优先在符合技术发展趋势、具有领先水平和市场应用前景的领域申请国外专利，做好海外商标保护，提升国际竞争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从那时起开始建设科研信用体系，首次把科研信用作为对法人和科研人员的评价指标之一。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欧共体的尤里卡计划、日本的科学技术立国战略相继出台，各国都不约而同地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

而特殊的时间节点，正是触发公共政策形成的关键因素之一。而这两个机构的分别设立，正是体现了科学不端行为调查中的重要原则调查和审判相分离。在对黄禹锡事件的调查中，黄禹锡本人承认曾强烈要求其团队中的年轻女同事捐赠卵细胞进行试验。在那些案件中，巴尔的摩案可以说是争论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此后，韩国《科学技术基本法》共修订了29次，其中2014年新增了对科技人员的科研伦理要求。

最终实现以科学共同体自律，科研机构负主责，政府顶层设计且积极推动为特点的，包括政府、科研机构和科学共同体合作共治的良好的科研诚信治理新局面。科研越活跃，越易爆发不端事件 通过对这些重大科研不端事件的梳理还发现，从时间上看，这些事件往往发生在国家科研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这点看似普通，但在目前国内高校，尤其是本科高校专业设置相对固定的状况下，想要做到并不容易。

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的产出一定要大于投入，否则便是亏本了。这一速度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别敦荣告诉《中国科学报》，这意味着新增的1000万学生的求学需求，主要靠新建高校满足。事实上，不管是在国际还是国内，在高等教育出现的初期，受教育者从事一项普通工作其实并不少见。

刘承波说，这也是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提升毛入学率将导致高等教育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而这些扩大的量作为高等教育增量，将有助于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现有结构。

我认同60%目标在十四五期间实现几乎不存在问题。二是从质量角度看，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并未增加甚至变得更加不平等。高等教育早期，人们更关注的是其人文性的一面，看重的是对人自身素质的提升比如，有的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受市场影响比较大，而我国政府的推动力量相对而言要更大一些。

即便如此，赵庆年依然赞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进一步提升。但是，目前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在资金的投入上基本已经倾尽全力，要想依靠公共资源和政府财政拨款消化如此大的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增量，已经变得很困难了。但只要走上这条路径，依然需要面对一个问题对于我国来说，最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应该是怎样的？ 此前，刘承波和同事曾针对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中各层次的比例关系进行过研究。对于这一目标思维所产生的结果，他表示，西方一些国家高等教育规模的提升，主要是通过新建高等学校实现的。

事实上，从我国目前人才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上看，毛入学率是50%还是60%，本身意义并不大，而且在高等教育进入到普及化阶段后，规模增加所带来的人力资本效益也不像之前那样明显了。即便如此，依然有诸如营利性高校的公益性如何实现，政府规范管理营利性高校的配套政策措施如何确定，已经上市的诸多民办高校在没有履行新的法人登记手续之前，是否能认为它们是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等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

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在为更多受教育群体提供资源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高等教育质量及内卷化忧虑。问题是，目前我国高校的平均投入并不高，在办学资金没有大规模增长的情况下，现有高校的办学规模基本上已经处于超饱和状态，吸收新增学生数量的潜力不大。

以外卖行业为例，目前我国的外卖服务员高达700万人。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规模为高等教育提供了庞大的供给能力。更重要的是，高等教育大众化乃至普及化的过程同时受政府、市场和学术力量的影响，但在不同国家，这三者的力量对比是不一样的。据统计，1998年我国高等教育总招生人数为108万人，至2006年这一数字已经增加至540万人，增长了5倍，在校总人数达到2500万人。面向普及化阶段，我们更不能因为存在某些困难，便死死摁住高等教育的发展，这将导致教育与经济的两败俱伤。此前很多国内顶尖大学也在盲目扩招，甚至扩招幅度比一般高校更甚，现在看来可能导致了优质教育资源的稀释。

这也是很多学生一味追逐高学历的重要原因。我认同60%目标在十四五期间实现几乎不存在问题。

他表示，目前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有着不同特点，比如有些国家缺少专科层次教育，但其普遍存在的一个共同点是本科层次教育占比最大。另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产生了对人才的巨大需求。

这并不是什么理想化的状态，事实上，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如何趋利避害？当这一目标完成，我们的高等教育将呈现怎样的面貌？ 当预警变成目标 所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指某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与适龄人口（我国指18~22岁年龄段人口数）之间的比例，比例越高则说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越高。

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的产出一定要大于投入，否则便是亏本了。比如，在研究生教育中大力提倡专业硕士，以及对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扶持。此后，我国仅用18年时间，便完成了从大众化到普及化的过渡。这一速度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现实是越高等级的教育，获得的机会不平等的程度越大。虽然大学扩招的确给劣势家庭背景出身的子女带来了更多上大学机会，但并没有增加他们获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

而当接受高等教育能够带来更丰厚经济价值的时候，其经济性的一面便愈加被人重视。事实上，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19年就首次超过50%，正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在采访中，对于十四五规划中所规定的60%的目标，几乎所有受访专家都认为实现的难度不大。从培养天之骄子到劳动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高等教育规模日趋扩大的今天，学历贬值现象在我们周边变得越来越普遍。

刘承波说，这也是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然而，在这方面，虽然我国对于民间资本进入高等教育领域一直持欢迎态度，但对于我国营利性民办高校和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的界限划分，直到2016年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后才确立。这是一个趋势，而高校和社会需要做的便是主动顺应这一趋势，对自身进行调整。他说，在人力资本的问题上，决定权并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政府也需要进行必要的调节。

然而，当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乃至普及化阶段，学生规模的增加使高等教育不能像此前那样为受教育者普遍带来高收益时，我们要做的不是刻意提升经济价值，而是反过来更加关其人文性。这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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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统计，目前国内本科院校的平均在校生规模在1.5万人左右，职高院校的平均在校生规模为7000多人。从国际经验看，优质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不公平是一种普遍现象。